一、 從“走量”向“樹牌”轉型

在出海早期階段，中國車企依靠高性價比迅速打開海外市場，“便宜好用”是中國車最常見的標簽。但隨著出口規模擴大，品牌建設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中國車企開始意識到，長期競爭中品牌力才是護城河。

2025年上半年，多家中國車企明顯加大了在海外的品牌建設投入：通過在歐洲、中東和拉美市場的廣告投放、品牌體驗中心建設的顯著增加、與當地合作夥伴進行技術和產品的本土化適配，中國車企不再隻滿足於“賣多少車”，而是要建立“賣什麼車”的形象。

例如，在中東市場，借助與 Al-Futtaim 的戰略合作背書，比亞迪以 “商用車技術先鋒”姿態切入中東市場。與此同時，比亞迪同步推進騰勢、方程豹、仰望等高端子品牌在當地的布局，形成從商用到乘用、從大眾到豪華的完整品牌矩陣。

在墨西哥，奇瑞控股集團旗下捷途品牌日前悄然翻開新篇章——聯合集團內部資源推出全新“東南（Soueast）”事業部，明確鎖定“時尚都市青年”，以“舒適性和前沿科技”為賣點，產品譜系覆蓋混合動力、燃油及高端市場。

更深遠的是奇瑞的渠道與供應鏈布局。東南品牌計劃年底建成40家展廳，2026年再增10家，並籌備輻射整個拉美的零部件分銷中心。該公司高管透露的“本地化研究中心”計劃，直指核心痛點——真正理解並滿足當地消費者需求，這標誌著中國車企從單純的產品輸出，轉向體系化生態構建。

再比如吉利，其在海外的品牌營銷始終圍繞“創新”和“高品質”展開。在歐美市場，吉利通過沃爾沃這一高端品牌塑造了其高質量的形象，同時也將這一形象延伸到吉利自身品牌中。

這些努力表明，當前階段中國車企出海，已不再僅僅滿足於“銷量數字”，而是試圖改變海外消費者對品牌的認知。品牌的突圍，將決定中國車能否從“數量型勝利”走向“價值型勝利”。

二、 多路徑出海：整車出口、CKD、建廠並舉

面對不同的海外市場，中國車企展現出靈活的多路徑出海戰略。

從製造模式與渠道模式兩個維度對中國車企在海外各國的策略進行劃分，可歸納出“CBU出口+總代模式”“CBU出口+直營/代理模式”“本地製造+經銷商模式”“本地製造+總代”四種典型策略。

針對西班牙、俄羅斯等中大型市場，大多數車企采用的是“本地製造+經銷商模式”。即便對於當前仍以整車出口方式進入的墨西哥，未來也將向本地製造輻射周邊的模式轉變。

針對中東或市場體量超出自身精細化管理能力的國家，多采用的是“CBU出口 + 總代模式”。尤其中東市場因受政策限製，必須借助本地持牌企業，例如在當地完全委托一個大型綜合企業，以低成本、高效率、快速建設的方式扶持總代理，進而輻射整個區域市場。

針對挪威、瑞典、丹麥等北歐國家，新勢力車企多采用“CBU出口+直營/代理模式”，這些地區的市場成熟，用戶重視品牌調性與服務體驗，CBU出口可快速試水。

針對巴西、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埃及、泰國、土耳其等國家，中國車企多采取的是“本地製造+總代”的模式。這些國家有較強的產業化政策要求，同時需要本土企業做政策和渠道的橋梁，總代模式能夠降低運營複雜度。

總體來看，當前整車出口的模式依舊是主力，CKD/SKD（零部件出口、當地組裝）模式快速增長，本地建廠則成為長期趨勢。多路徑並舉的戰略，使得中國汽車出口在面對海外政策和市場波動時更具韌性。

三、價值鏈延伸：從汽車賣出去到產業鏈帶出去

不同於日韓車企當年的出口，中國汽車出海不僅僅是“賣整車”，更深層的趨勢是，帶動電池、零部件等供應鏈一同出海。

為了更好地配合整車出口，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也紛紛布局海外基地，例如寧德時代、億緯鋰能在匈牙利建廠，均聯智行在波蘭建廠，德賽西威在西班牙建立生產基地，實現就近配套和供貨。

除產能配套外，技術輸出也是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出海的主要路徑，尤其是電池企業。例如，寧德時代為福特北美電池工廠提供技術授權，國軒高科為大眾PowerCo電池工廠提供產線設計及工藝指導等。通過技術授權合作，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開始輸出標準和規則。

生態共建是中國汽車出海的另一種形式，吉利與雷諾在發動機領域的合作便是範例，兩家公司建立了合資企業Horse，產品涵蓋發動機、變速箱和混合動力平台，供應沃爾沃、雷諾、日產和奔馳等汽車製造商。

從產能配套、技術輸出到生態共建，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構建起全球化供應能力、技術服務能力和協同生態圈，這將助力中國車企更順暢、更具體系化地走向世界。